开云体育网站下载:《尘封档案》系列之：双命奇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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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已经晚了！当赵增良、何勘两人赶到普善路派出所时，小王几个民警正慌慌张张地抬着—个人往门口停着的一辆三轮车上放，这个被抬的对象就是黄振才，两小时前，他还在跟侦查员说话，此刻，却已经成了一个脸色青紫、呼吸心跳都已停止的死人！
赵增良、何勘离开派出所前往查摸铁路局售票员小董的住址找上门去调查后，户籍警小王留在派出所守着嫌疑人黄振才。小王与黄振才的哥哥黄振刚是同学，跟黄振才也认识，这个案子他并不沾边，所以跟这个暂时的看守对象还是有说有笑聊得很热络的。反正谈话内容跟案情无关，小王也就没有顾虑。他清楚自己此刻的职责是看住黄振才不让其跑掉，不让其自杀自伤自残，总之一句话，只要不出事，他就完成使命了。
小王绝对没想到的是，世事难料——这句话竟是无比地准确，准确到很快就要落到他的头上来，—会儿，黄振才就会在他眼前由一个活人变成一具尸体！
派出所下班的时间是下午五点，但那阵子大家活儿忙，很少有准点下班回家的时候，所以五点以后一千民警还是忙碌了半个小时方才陆陆续续下班离所。到五点三刻时，所里剩下三个民警，两个是留下来值夜班的，一个就是小王，他今晚不值班，但是他得等到专案组侦查员赵增良。何勘调查结束回所来对黄振才作出或放或拘的处置决定后，方才可以离开。这是警方的规矩。事后想来，如果接下来的两个情况只要出现一个，嫌疑人黄振才之死就可避开了。
先说第一个情况。赵增良、何勘是六点差三分返出所的，而在他们返回前五六分钟，派出所大门口来了一个三十来岁。身材窈窕、面容姣好、肤色白皙的青年女子，穿着一身裁剪得体的湖蓝色布拉吉，手里提着用一条手帕代替带子扎在—起的两个长方形铝饭盒。这个青年女子对门卫说：有个叫黄振才的小青年被户籍警同志叫去了，是在你们派出所吗？
如果这个女子晚来几分钟，或者两个侦查员返问得早数分钟，双方就会在派出所门口相遇。这时候，侦查员已经接到专案组长常恩盛的电话，正准备好好地对黄振才过一过堂哩。因此，对这个贸然出现的青年女子肯定要盘问一番，顺便把她也带进派出所也说不定。反正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使其接下来的伎俩得逞。
可是，这个巧合未能出现。所以，黄振才离死亡就近了一步。这个派出所的门卫有日班、夜班之分，日班门卫由内勤民警轮流担任，夜班门卫则是固定的，由一个被民警们称为“老姜头儿”的六十多岁的老头儿长期担任。老姜头儿是个早在民国前期就已穿上黑色警服的旧警察，上海沦陷期间拒绝了汪伪政权警备机构的留甩，离开警界以做小生意谋生，抗战胜利后又回到了警察队伍。因此，到上海解放前夕，老姜头儿就是这一个派出所年龄、资历都最老的旧警察了。老姜头儿生性平和，一向被上峰、同僚视为“老实、无能”，所以长期充任内勤，这就避免了外勤旧警察常常会出现的作恶情节，同时又成了这个派出所的“活档案”。
上海解放前夕，警察系统内的地下党组织在收集、整理相关情况时，找了老姜头儿，他按照地下党组织的要求，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正因为这两点，在政权接管旧警察系统后，他被定为这个派出所的第一个旧警察留用人员。老姜头儿接到留用通知时，是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刚刚挂牌六天，而三天以后就是他的六十岁生日。因此，他就对军代表说，我留下来也没用了，我已经六十周岁了，做不动了。军代表请示上级后，通知老姜头儿：你是我们决定留用的旧警员，哪怕只干三天也是留用。三天后你可以退休，今后每月领取一份退休薪水，生病还能够轻松的享受报销医药费的待遇。
三天后，老姜头儿果然拿到了一纸盖着“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大红印鉴的退休证明。老姜头儿退休后，仍然经常来派出所，那是应所里的要求来提供管段内具有复杂历史人员情况的，有时还接待其他派出所或分局、市局的外调。后来，派出所建立门卫室，人手不够，他知道后，就主动提出愿意天天义务来值夜班。所里自是求之不得，于是就请他过来。当然，朝廷不差饿兵，还是要适当发一些夜班津贴的。
老姜头儿每天下午五点准时到所，先去里面转上一圈，看看是否有关押对象，认清脸孔，免得一会儿混着溜出来逃了，然后去接班。因此，他知道今天所里留置了黄振才这么一个待处理对象。当下，他就给了眼前这个青年女子一个回答：是在我们这边。其他，我就无可奉告了，你也不必开口打听了。
女子嫣然一笑，说我是他的姐姐，给他送晚饭来的，老同志麻烦您拿进去给他。说着，就把手里提着的两个铝饭盒放在门卫室窗口的窗台上，对着老姜头儿浅鞠一躬表示感谢。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还沿袭着旧时被留置对象的家属往派出所送饭的习惯。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留置于派出所的对象，派出所方面不支付伙食开支，所以，通常都是由家属送饭，反正也就两三顿，很快就会处理的，要么释放，要么升级送看守所——那就由公家支付伙食费了。如果被留置的是流窜犯，那其在派出所的吃饭问题就由承办民警设法解决了，拿薪水的留用警察自己掏腰包，吃供给制的警察掏不出腰包，那就要从众人的伙食里省一份给对象吃。反正讲革命人道主义，不会让留置对象饿肚子。
说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好理解老姜头儿当时为什么没问一句就收下了饭盒，待那女子道谢离开后，就把两个铝饭盒送到了户籍警小王和黄振才待着的那间派出所的活动室。
第二个情况于是随之出现。前面说过，户籍警小王是黄振才哥哥黄振刚的同学，以前时不时去黄家串门的，所以，他是必须要知道并且认识黄家的全部共同生活的亲属的。老姜头儿把铝饭盒送进去时只要说一句“这是被押人的姐姐送来的晚饭”，黄振才的这条性命当下就得以保全了。因为，小王清楚黄家二代都是儿子，现在突然冒出个女儿来，而且是来送饭的，那他肯定就会倏地一个激灵，追出去看个究竟了。
可是，老姜头儿并没有说“姐姐”，而是按照警察行业——直到如今，这个行业还是沿袭着这一说法——的术语，说是“被押人的家属送来的”。而在这之前，小王与黄振才聊天时，黄振才正好提到他觉得有些饿了，请小王骑上自行车去他家走一趟，相帮取点儿吃的东西来，或者就以派出所的名义往他家斜对面的那家绣花行打个电话，请行里的人去他家转告一下让送晚饭到派出所来也行。小王则因为专案组侦查员已经离开了将近两个小时，估计马上要出所了，就没答应，只是安慰黄振才说分局刑警一会儿就要回来了，你刚才说自己肯定没事，那他们调查下来还不是立马放人？你就回家去吃晚饭得了。
两人正说到这里的时候，老姜头儿把饭盒拿进来了。黄振才见之大喜，鼻子里闻到饭菜香气，肚子里顿时“咕咕”作响。取过饭盒打开一看，一个里面装着葱花蛋炒饭，另一个里装着炒三鲜，上面还盖着两块红烧大排，不禁大喜：“哈！这是对着我的胃口准备的！太好啦！王哥，你也来一点儿吧？咱俩一人一半。”
小王原本肚子不饿，被这饭菜香味一搅，倒是有点儿饿了，可是他不能吃黄振才的饭菜，遂摇头说：“我不饿，你吃吧。”
小王摇头拒绝了。也幸亏没吃，情况，就是在他一转身间发生的。他转身去给黄振才倒一杯水，玻璃茶杯是使用过的，有点儿茶垢，他就用开水冲了两遍。倒好水刚刚端到黄振才面前时，那家伙已经双手捂住腹部蹲了下来，脸色青白，嘴里“哎呀哎呀”不绝。小王见状白是大惊，其时还没想到中毒，以为是吃得过急肚子不舒服什么的。放下茶杯正要伸手去扶，黄振才已经倒地打滚，疯狂挣扎了！
没等小王叫人，两个值班民警已经闻声赶来，三人见状立刻把黄振才抬到大门外。再看老姜头儿，已经不见踪影——竟是去追那个送饭菜的“家属”了。正好一辆空三轮车从门口经过，一个民警连忙叫住，把已经停止挣扎其实业已殒命的黄振才往车上放的时候，赵增良、何勘正好返回，两个侦查员根本来不及问是什么问题导致的眼前这令人震惊的一幕，立刻和小王等人一起把黄振才往医院送，自然回天乏力了。
一会儿，北站分局唯一的那辆美制小吉普载着专案组侦查员朱世正、戚清修两人赶到派出所，他们是奉命前来将黄振才带到分局去讯问的，闻听此事，自是大吃一惊。朱世正连忙给组长常思盛打电话报告，常思盛心细，问黄振才之死究竟是食物中毒还是本就患着心脏病之类此刻急性发作导致的。朱世正还没回答，就见一个民警手里拎着一只刚死的黄猫进来向他示意，于是就明白肯定是中毒了。这只黄猫，是派出所的炊事员养着防老鼠的，刚才众人忙着把黄振才抬出去叫车送医院时，它闻到黄振才那份饭菜的香味偷偷溜过去品尝，自然是一触即亡。
北站分局那边，专案组长常思盛接听朱世正的电话后，立刻向分局领导汇报。分局当即向市局打电话，那边却已经知晓这个情况了——普善路派出所内发生了罕见的嫌疑人死于所内的大事，自然立刻向其上级闸北分局报告，闸北分局当即在第一时间向市局报告，北站分局向市局打电话报告此事时，市局已经作出决定：将北站区“6.28”命案与黄振才命案串案并侦，撤销北站分局原“6.28”命案专案组，原班人马与从市局刑侦处、闸北分局刑侦队分别抽调的侦查员一起组建市局、分局联合专案组。
不到一小时，新专案组的成员已经集中于北站分局驻地。这在当时的情况下算得上阵容可观的一个刑事案件专案组了：市局刑侦处副处长马朝汉担任组长，北站分局刑侦队指导员常思盛、闸北分局刑侦队副队长张省德担任副组长，组员除了原专案组的赵增良等四人外，还有市局刑警两人和闸北分局的五名刑警，全组上下一共有十四名成员：此外，专案组还拥有随便什么时间都能从北站、闸北两个分局以及下辖派m所调动警员作为临时力量使用的权力。
当天晚上，专案组举行了案情分析会。会议对鲁胜利、黄振才两起命案作了分析，认为这是有着明显关联的恶性大案，至于案情究竟是涉及政治还是寻常刑事犯罪，那一时还吃不准。而从6月28日首次命案的发生地以及所涉及的被害人的社会关系来看，大家的观点基本倾向于刑事犯罪活动。第二起命案的被害人黄振才是由于涉及第一起鲁胜利被害案而被原专案组盯上的，_就在专案组从市局刑技鉴定中获得重要线索准备对黄振才进行突审时，这个重大嫌疑人却被毒死了。这个情节有着非常明显的杀人灭口特征，由此能够推断：黄振才确实跟“6.28”命案有关，非常有可能就是杀害鲁胜利的直接凶手。那个女凶手以及有几率存在的幕后策划者，显然已经感觉到危险正在逼近，于是冒险将黄振才毒死。
那个冒充黄振才的姐姐前往派出所下毒的女子，老姜头儿没有追上。但是，这一个女人显然是侦破这两起命案的关键环节，因此，专案组此刻的分析就是围绕着这一个女人进行的，一番讨论后，总结出了以下几点——
第一，黄振才被害距其被传唤进派出所，中间不过相隔短短两个小时。由此能够判断，那个女子具有迅速获得黄振才被警方传唤这一条消息的条件。第二，那个女子敢冒充黄振才之姐前往派出所对黄振才下毒，那说明她并不知晓黄振才并无姐姐，否则，她可完全冒充表姐、嫂子或者邻居，所以，她并非居住或者曾经居住在附近的居民，与黄家也没有亲属和朋友之类的关系。换句话说，她对黄振才及其家庭情况并不熟悉。
这一点，也是侦查员倾向于本案并非政治性案件的一个理由，因为如果涉及敌特的话，那与黄振才接触的那个女子是应该先对其家庭背景作过了解的。第三，黄振才之前不过是一个社会青年，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也没什么涉足社会的经历，因此，他与那个女子的相识应该就是其离开家庭进入社会后开始的。这样，就必须把思维角度切换到海南岛那边了。黄振才进入社会的第一程（也是唯一的一程）就是前往海南岛农场就业，所以，他与那个女子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在上海之外结识的。
第一，派员前往海南岛黄振才生前供职的农场对其进行一个全面、彻底的调查了解。第二，根据老姜头儿和小王对那份有毒饭菜的第一感觉，认为该饭菜应该出自饭馆厨师之手，而如炒三鲜这样的菜肴，以当时的家庭烹饪条件也确是无法烹饪出的，所以，可以断定饭菜来自饭馆。故应对附近大大小小的馆子包括排档逐家进行查摸，以图获取蛛丝马迹。第三，对黄振才家、派出所周边的居民、店家以及能够找到的路人等进行询问调查，指望查摸到线索。第四，对北站、闸北两区的所有旅馆最近几天的旅客情况做排查，看是否有与女凶手体貌特征相符的对象人住。第五；对黄振才生前在上海养伤期间的活动情况做调查。
讨论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市局传来两条消息：一是法医解剖黄振才尸体进行检测验证后所获得的结果——黄振才死于中毒。该毒药被下于炒三鲜、排骨和蛋炒饭之中，不管黄振才吃了这三样中的哪一样，都是必死无疑。由此看来，凶手杀死黄振才的心情是极为迫切的。二是经刑技专家鉴定，确认死者黄振才脚上所穿的那双布鞋与“6.28”命案现场所发现的凶手鞋印一致。于是，就能确定死者黄振才确系杀害鲁胜利的凶手，从而也能够判定那个冒充死者姐姐前往派出所送饭的青年女子下毒杀人的目的是灭口。于是，又增加了第六项步骤：循着来源追查线索。
专案组认为，这些措施实施下来，是有很大希望获得关于女凶手的线索的。案情分析会结束，已是7月2日凌晨三点。马朝汉对上述各路调查工作进行了人员分工后说，除了去海南岛出差的两位同志，其余人就在分局里面随便找个地方躺下睡几个小时吧，天亮后就分头调查。
原以为排出了数条调查渠道，总能获得若干第一手信息——哪怕是模糊的信息，可是，几路侦查员一天调查下来，竟然未能查摸到任何线索！当晚，各路人马在专案组驻地碰头，一说调查的最终结果，个个摇头。马朝汉说，没什么，大家鼓起勇气，明天接着调查。
侦查员在离黄振才中毒身亡的普善路派出所五站路之距的洪福里一家小面馆打听到，前天下午有与派出所退休警员老姜头儿所描述特征相同的一个女子前往该店，点了蛋炒饭、红烧大排和炒三鲜三样饭菜。这家小馆子的掌勺厨师就是老板，姓金，扬州人，和老婆一起经营着这家小店。据老金说，前天下午五点刚过，正是晚市尚未开张生意清淡的时候，来了一个穿湖蓝色布拉吉的青年女子，进门也没坐，站在那里把用手帕扎在一起的两只铝饭盒放在桌上，对老金说：“老板，麻烦你给我搞一份饭菜——蛋炒饭、炒三鲜，还要两块五香大排；蛋炒饭和炒三鲜要用重油，味道要好，香味足点儿，价钱由你！”
老金想了想，说三样饭菜价格一共是八千七百元。那女子点头说好，掏出一张一万元的钞票，大方地说不用找了。老金谢过，立刻下厨炒菜，那个女子就在店堂里候着。炒三鲜的原料是事先配制好的，蛋炒饭制作起来也快捷，五香大排呢，是烧好了随时准备要做面浇头的，拣两块就是。所以，老金三下五除二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做好了饭菜。夫妇俩看着那个女子仍用手帕将饭盒扎紧，拎起来晃动了两下试了试牢靠程度，这才朱唇轻启吐出了一声“谢谢”，款款而去。
前往调查的是侦查员张省德，这人心细，当时听罢特地追同了一句：“她是怎么来、怎么去的？”
老金夫妇的回答是：没留心她是步行过来的还是乘坐三轮车、自行车过来的，但必然不会坐出租车、摩托车之类的机动车，因为这是一条很窄很安静的小马路，如果有机动车过来，他们肯定会听到响动；至于离开时，则肯定是步行，因为他们是目送着她走远的。
这是调查工作进行两天以来所获得的唯一线索。专案组为慎重起见，特地还去向老金提取了指纹，送到市局与那两个铝饭盒上残留的指纹进行了比对，证实铝饭盒上确实留有老金的指纹。于是，这就应该被认为是一条有价值的线索。当晚，一干侦查员便集中对该线索进行了分析。
一番讨论后，众刑警将焦点集中于女凶手的这么两个特点上：第一，她选中老金的这家没有招牌名号的小馆子选购饭菜，而且进门后什么也不问，就请老金烹制符合其要求的饭菜，说明她之前对老金这家小馆子知道，她是知晓这家馆子能够给大家提供适合于她下毒的饭菜的。第二，那个女子离开的时间是五点半，因为之前挂在店堂里的那口破钟刚刚敲了一下，侦查员张省德在调查时特地核对了那口破钟的准确性，确认是标准时间；而派出所老姜头儿接待那个送饭女子的时间是五点五十分，从老金的馆子到派出所有五站路，大约三公里，这段路以前有公共汽车，但最近因为维惨道路车辆改道了。
以那个穿着高跟皮鞋的时髦女郎的步行速度，二十分钟时间显然是无法走完这段路的，可是，她却在二十分钟后赶到了派出所，因此能断定，她有代步工具。什么代步工具呢？这似乎能结合另一个情况来进行考虑：老金提供的饭菜是放在两个铝饭盒里的，烹饪时该女子不在灶旁，可以排除当场下毒的可能。这样，她就得在从老金的馆子到派出所的这二十分钟时间内下毒。如此，她就只能选择三轮车、黄包车或者其时上海滩还很少的出租汽车。只有在这类交通工具上，凶手才可以在行进途中下毒。如果是自行车，中速停下来打开饭盒，取出毒药投放进去，还得稍加搅拌，那就难免显得鬼鬼祟祟，会造成路人的怀疑，所以估计凶手不会作此选择。这样，专案组就有了一个查摸女凶手的途径：向三轮车、黄包车和出租汽车行业调查。
次日，7月4日，专案组将调查力量重新作了调整，分派各路侦查员对女凶手代步工具情况做调查。三名侦查员奉命分别前往出租车、三轮车、黄包车行业工会，请工会方面协助布置相应的调查。这三个行业具有很突出的工作时问特点，员工昼夜散布于各处，有的在家休息，有的在出车，有的在某个不固定的地点停着车辆等侯客人。而当时这个行业是没有通信工具的，平时要开个会传达文件、发动认购爱国公债、抗美援朝捐款什么的，明明一天之内就可以解决的事儿都得分几个班次开会，同样的内容一遗遗炒冷饭搞上几天。
像这次调查案子，那就更得折腾了。工会领导跟侦查员商量下来，认为只能采取在车辆交接班时由上一班的工人向下一班的工人互相之间口头传达的方式进行，通过这种方式把专案组的调查意向在行业同仁中转告、传播，要求凡是7月1日下午四点至六点之间在指定地段出过车的员工都得把自己出车的情况向工会人员当面报告，再由待在工会的侦查员直接向他们了解相关情况。这个办法很是烦琐，但以当时环境下工人们的自觉性，倒是一个可靠有效的办法。侦查员一连四天待在三个工会，一共接待了符合条件的三百余名员工，终于查到了女凶手的行踪。
一个姓冯的三轮车工人向侦查员反映，他曾在7月1日下午五点半左右在洪福里拉过符合调查条件的一个女子。当时，他刚把一个客人从北站拉到洪福里，三轮车在弄堂口停下，客人正在付钱时？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个穿湖蓝色布拉吉的三十来岁的女子，手里提着用红色手帕扎着的两只长方形铝饭盒。她一声不吭地站在三轮车旁边，静候客人付了车钱、步人弄堂了，这才上了车。老冯一看那上车的架势，就知道这是个老乘客了。老乘客——尤其是这种年龄的时髦女性乘客，对于三轮车、黄包车服务都是有些讲究的，所以老冯不敢多嘴多舌，静候对方开口说明目的地。那女子眨了眨眼睛，开腔轻言：“闸北区普善路派出所，你知道吗？”
当年的三轮车、黄包车工人都是上海滩活地图，别看他们几乎都是文盲，但大街小巷没有他们不知道的，老冯于是点头：“知道。”
老冯又点了点头，刚要上车，对方又提了一个要求：把车座后面放下的篷罩拉起来。这个要求使老冯感到有些奇怪，因为7月1日下午是阴天，其时上海地区还处于黄梅天时节，通常一直是淫雨不断，难得出一会儿太阳则是湿热难当，气闷异常，这种既不下雨也不出太阳的阴天乃是最受欢迎的天气了，一般乘客都会要求把篷罩放下来吹风透气的。可是眼下这个乘客却提出要拉上篷罩，老冯觉得不可思议，但这是人家乘客的要求，他也就照着做了，反正不过是举手之劳。
三轮车快到派出所时，女乘客让老冯把车停在离大门三十米开外的一株大树下等着，说她马上就回来，留下了一张一万元钞票。她果然很快，老冯不过擦了把汗，掏出香烟刚叼上还没点火，她就已经返回了，上车就让老冯“快走”。这回她的目的地是哪里呢？
老冯说她要求把她送到北站，是在站前广场下的车。车费不到一万元，老冯要找给她，她摆摆手说“算啦”，转身朝候车室走去。至于是否进入了候车室，老冯就不得而知了，因为这时已经有新的乘客上了他的三轮车。
专案组分析下来，认为像女凶手这样一个时髦女郎如果出门旅行，哪怕是短途旅行，也必定要带一个坤包放些必需品的。可是，这个女人却空着双手，所以估计不过是为防止老冯泄露她的行踪虚晃一枪的伎俩。这个女人应该就在上海市区，她对洪福里一带比较熟悉，所以估计应该是北站、闸北两个区的居民，或者至少曾在这两个区住过较长时间。
那就盯着这两个区查吧。当然，话说起来容易，真要查起来，茫茫人海中怎么找到凶手的线索可是一个天大的难题。专案组之后一连调查了八天，没有获得任何线日，前往海南岛农场调查的侦查员风尘仆仆返回上海，他们也没能获得与案件相关的任何线索。
7月14日，专案组举行会议，再次对两起命案的情况进行分析。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有人在侦查方向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与其还徒劳地盯着7月1日发生于派出所的黄振才命案，倒不如回过头来，重新审视“6.28”命案。
最先提出这个观点的，是专案组副组长、闸北分局刑侦队副队长张省德。张省德提出这个观点的理由是：之前认为“6.28”命案的侦查已经结束，凶手黄振才死了，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往下调查，即使查似乎也很难查下去了，所以我们都把注意力盯在黄振才命案上。现在两个星期过去了+，情况并不像刚开始时那样乐观，明明看着好像只要努力一下就能拿下的一条条线索，查着查着就没了影。而回过头来看“6.28”命案，情况却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该案与后面的黄振才命案是有密切联系的。黄振才之死，是凶手灭口，因此，与鲁胜利被害密切相关的其实不单单是已死的黄振才，还有那个杀害黄振才的女人。换句线”命案，其实也就是在调查黄振才命案。
专案组众刑警对张省德的建议进行了讨论，对目前所面临的情况作了分析后，发现眼下追查黄振才命案的那个女凶手似乎已经山穷水尽没有方向了，而如果改为追查“6.28”命案，那倒还有一条路可以试着走走——黄振才因杀害鲁胜利而被灭口，那么，那个女凶手为什么要指使他去杀害鲁胜利呢？于是，专案组决定调整侦查方向，把全部力量放到对鲁宅的调查上，这个看似简陋的宅第里，以及看似历史情况并不复杂的宅第的男女主人身上，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专案组罗列了需要调查的问题，配置了相应的调查人员，准备从次日起进行分头调查时，鲁宅却发生了如果不是碰巧察觉就可能会永远错过的异常情况。
碰上这个“巧”的，是鲁宅对面彭家的两个儿子和他们的两个同学。彭家的男主人是铁路局的工程师，女主人是妇产科医生，上面还有个华侨资本家老爷子，其家境明显不同于这一区域的其他居民。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经济收入稳步提高，又有旅居海外的华侨老爷子时不时的外汇救济，积蓄了一笔款子，就动起了翻造住房的脑筋。规划早就做好了，建筑材料也已经准备好了，只是由于前一阶段正值黄梅天，所以只好耐心等待。
7月上旬“出梅”后，立马动工。匠人师傅是现成的，彭工程师从其供职的铁路局请来一班能工巧匠相帮，也就不过三上三下的一栋两层楼房，土木结构，一个星期就彻底解决了。楼顶是用预先制作好的混凝土板铺设的，四周砌了一米高的花眼栏杆，就是一个大大的露台。这在这一带民居中是没有的，因此很受彭家孩子的欢迎，不时邀请邻家孩子上去玩耍。出梅后气候炎热，他们喜欢彻夜留在屋顶，往地下铺一张草席就能躺下睡觉了。
这天晚上，彭家的两个读小学的儿子邀请邻家的两个同学到他家楼顶过夜，八时上去后，四人就地而坐，扑克、康乐棋玩得不亦乐乎。原本玩到下半夜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到了十一点钟，路灯关了，于是只好躺下闲聊了一阵就入睡了。其中一个孩子一觉醒来要去小解，其时也不知是什么时间，反正天还没亮，公鸡也还没打鸣。他从草席上爬起来，因为生怕惊动了同伴，所以蹑足前往屋顶一侧的水落管子。就在这时，他无意间朝马路对面鲁家宅第看了一眼，顿时一个激灵：鲁家屋里竟然闪现了一下亮光！
这里需要作一个说明。6月28日鲁胜利被害后，其父母鲁一琨、腾翠庭在亲友的帮助下，强忍悲痛办完了丧事。痛定思痛分外痛，鲁胜利的生母腾翠庭去单位上班时还好些，只要一回到家里，就睹物思人，哭泣不停。鲁一琨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于是就跟妻子商量：咱们暂时搬到别处去住一阵吧？腾翠庭不肯，鲁一琨于是就找厂工会相帮做妻子的工作，那时只要组织上出面，几乎没有办不成的事儿，腾翠庭终于点了头，便于7月上旬出梅那天和丈夫一起搬往附近鲁一琨的一个朋友家闲置不用的房子里暂住。夫妇俩搬离后，鲁宅就铁将军把门空关着了。
可是，此刻怎么深夜闪现亮光呢？那孩子马上就想到了“鬼”，而且有定位：是刚死不久的小伙伴鲁胜利！当下这一惊自是非同小可，也不小解了，马上奔到地铺那边连推带唤地叫醒了其他小伙伴。一说，大家立马就没了睡意，一齐爬起来扑到靠马路一侧的栏杆前，还不敢站着，或蹲或卧，朝马路对面的鲁宅张望。稍停，对面屋里果然义闪现了两下亮光。再往下看，就不再亮了，侧耳谛听，也没甚声响。
那个年代，人们的迷信思想还蛮严重，尤其是小孩儿，很容易受此影响，因此，不难理解接下来的时间这几个孩子是怎么度过的了。睡觉肯定是睡不着的，放弃；躺在那里觉得害怕，就聊天吧，聊的内容当然都是跟方才看见的那一幕有关的。最后，又讨论了一个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否告诉大人？讨论下来决定不告诉。因为一旦告诉了，没准儿以后就失去到屋顶来露宿的机会了。
不告诉大人，并不等于签订了守口如瓶的保密协议。第二天，他们还是悄悄向其他小伙伴透露了这个重大机密。对于其他孩子来说，不存在失去露宿机会的风险，所以，他们中的不知哪位就向家长报告了。这样，鲁家昨晚闹鬼的新闻就得以迅速传播开去，到中午时分，终于传进了居委会干部的耳朵，然后就急报派出所。于是专案组就知道了这个情况。
专案组正准备调查鲁宅内是否隐藏着什么秘密，闻听这个情况，自是大感兴趣，于是，组长马朝汉下令：派辆小吉普去纱厂把鲁家主人接过来，让他们把门锁打开，我们过去些人里里外外查看一下，看昨晚那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样，北站分局就派了一辆小吉普前往纱厂去接腾翠庭，可是，却扑了个空——鲁宅的女主人昨晚上了夜班，按规定今天下午可以休息，所以吃过午饭就下班了。小吉普于是改道前往鲁氏夫妇借住的临时居住点，也没找到腾翠庭。常思盛就恼了，说直接过去，请个锁匠把门打开就是！
可是，当常思盛通知专案组其他成员_二起赶到鲁宅的时候，却发现不必请锁匠了，因为腾翠庭已经在那里了。腾翠庭去鲁宅，是去晒棉絮和衣物的，这是江南人家在每年黄梅天后必做的事儿，民间称为“晒霉”。侦查员也没告诉她昨晚的事儿，只是说由于调查需要，想到这边来看看。
一干侦查员对鲁宅里里外外查看了一遍，还试着想提取痕迹，但未能成功——腾翠庭那番晒霉的大动作早把屋子里外折腾得一塌糊涂了。那么这件事就算完了？不！用组长马朝汉的话来说：还没正式开场哩！
马朝汉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查看了鲁宅里外后，心里已经对这件事有了一个大体上的推断，只不过还不能完全确定。那么几时可以完全确定呢？晚上。
当天晚上，马朝汉亲自出马，带了三个侦查员，两个用腾翠庭留下的钥匙打开了鲁宅的大门进去，他自己和另一侦查员老封则上了对面彭家新屋的楼顶。那上面，昨晚的几个小家伙已经按照侦查员白天的通知早早等着了，连铁路局工程师老彭也兴致勃勃地搬了把椅子坐在上面，要看一看刑警是怎么搞侦查工作的。
马朝汉的侦查工作其实很简单，别说刑警了，就是彭工程师甚至他的两个未成年的儿子也是能够胜任的：这边让老封用手电筒向对面鲁宅方向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就盯着对面；片刻，鲁宅屋里闪现了两下一闪即逝的亮光。马朝汉还没开口询问，几个孩子就兴奋地叫嚷起来，说他们昨晚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亮光。马朝汉和老封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们终于可以确认这是一条具有重要价值的线索了！离开彭家后，马朝汉就下了一条命令：按照原方案实施！
所谓原方案，就是派一辆小吉普前往鲁宅主人的临时居住点，将那对夫妇依法传唤到专案组驻地北站公安分局。原来，白天马朝汉查看鲁宅时，发现外围的一圈竹篱笆完好无损，没有任何被人破坏或者攀爬过的痕迹，这样，他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那几个少年说的是真话，昨晚他们确实看见了鲁宅这边曾经闪现过亮光，那么，外人是无法在不损坏竹篱笆的前提下进入鲁宅的，进入鲁宅的只能是持有钥匙的主人。出于慎重，马朝汉没立刻传唤鲁一琨、腾翠庭夫妇，而是先要亲自验证一下，看看在对面彭家的屋顶上究竟是否能够看见鲁宅内闪现的亮光，以证实几个少年所言不谬。现在，验证无误，于是，就连夜传唤那对夫妇了。
出乎意料的是，小吉普开到鲁氏夫妇的临时居住点门外时，侦查员发现屋里竟然灯火通明，而且连大门也敞开着。进得门去，侦查员不无惊异地发现这对夫妇竟然还没休息，而且桌上摆放着的饭菜还原封不动——显然是还没吃晚饭哩！两人气呼呼地坐在外屋，见侦查员进来，丈夫顿时一阵紧张，脸上的肌肉瑟瑟抖动；妻子倒是长长地嘘出了一口气，嚅动着嘴唇正要说什么时，被侦查员打断了，向他们宣布依法传唤去分局接受调查的决定，说你们有什么话可以去分局说。
鲁一琨脸上的神情似乎不那么紧张了，站起来对妻子说：“那么，你把那东西拿出来带上吧。”所谓“那东西”，是一个长方形的金属盒子，高四寸、宽二寸、厚寸二，外面的彩色喷漆显示这是一个英国制造的巧克力包装盒。腾翠庭是从五斗橱的第—个抽斗里取出这个盒子的，侦查员问这里面是什么，鲁一琨回答：“这是要交给你们领导的，到了分局你们就知道了。”
侦查员说你们可以当面交给专案组领导，但我们得先查看一下，否则……往下的话就不说了：否则如果这是一盒炸药的话，那后果就严重了！
当下查看，盒子里面是用三层油纸袋装着的棕灰色颗粒状物质，闻之稍有异味。侦查员一时不能判断这是什么。这时，司机老包进来了。老包不是警察编制，旧社会时他是给药厂老板开私家车的司机，新中国成立初期算是紧缺的技术型人才，公安局向社会招聘司机时他考核、政审均合格，就进入了警察行业，不过是工人编制。这倒合了他的意——当时像他这样的技术工人的收入要比警察高出一截哩！老包在药厂干了多年，虽然不是生产车间的，但他在外行面前也算得上内行了，当下只一看就识出了此物，说这是“白粉”，就是，看颜色质地很纯，在旧社会这一罐可值钱哩！
那么，这盒是怎么回事呢？专案组讯问过鲁氏夫妇后，终于弄清了前因后果——
前面说过，鲁一琨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家族，上辈人死后子孙们分家各过各的日子，有的过得好，有的就过得差些，最不济的就是像鲁一琨这样的主儿了，吸毒吸得差点儿连命也保不住。鲁一琨有一个表弟叫汪铭，跟也沾点儿边，不过他并非吸毒分子，而是干特工的。原是“军统”中尉，后来“军统”易名为“保密局”，这主儿升了一级变成了陆军上尉，在上海管着一个七人小组，专门秘密收集那些有头有脸的达官贵人及其家眷的吸毒情报。这些情报平时不会使用，待到由于内部争斗或者官方与私营大资本家发生重大经济利益冲突时，就会变成对付对方的利器，不但一招制敌，还能致命。因此，就可以知道汪铭当年的厉害。
不过，汪铭再厉害也搞不到他的表兄鲁一琨头上来，因为鲁一琨是老毒鬼不假，但却不是达官贵人的命，只是一个小小老百姓，又不跟地下党搭线，所以不归“保密局”管。汪铭对这个表兄还是蛮好的，但他反对表兄吸毒，不过知道对鲁一琨是无法规劝的，有时就对向鲁一琨供应毒品的上家搞一点儿小动作，让他们不得不跟鲁一琨绝缘。每当这时，汪铭就会派人给鲁一琨送点儿花旗参、泰国大米什么的，让他调补身子。鲁一琨虽然吸毒厉害，但脑子还是清楚的，知道表弟这是为他好。因此，暗暗发誓有朝一日在表弟用得着自己的时候一定挺身而出鼎力相助。因为有着这个心愿，所以当终于有一天汪铭登门求助时，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表弟的委托。
那是1949年4月24日，南京解放的第二天。上午，鲁一琨还在睡觉时，门就被人敲得嘭嘭响，起身去开门，汪铭一头撞了进来。记忆中一向沉稳的表弟慌慌张张地说，大事不好，南京已经沦陷，看来美国如果不出兵，上海失守也是朝夕之间的事了！上峰已经下了命令，让我这几天离开上海前往南方，可能最终目的地是台湾。几时出发还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星期了。我提前过来和你告个别，有件事儿托付你。
说着，从怀里拿出这个巧克力盒子，盒盖是用医用胶带封着的，上面还用钢笔签了几个数字——好像是表弟自己的出生日期，也不说里面装的是啥东西，放在桌上，让鲁一琨妥为保存，不能有任何闪失。鲁一琨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汪铭说，表哥你给我保存着，以后我来取。这点儿小意思，算是弟弟的一点儿心意——一边说，一边从皮包里取出一封银洋放在鲁一琨的面前，然后告辞而去。这封银洋一共有二十枚，这对于手头拮据的鲁一琨而言，等同于雪中送炭。当然，以其当时的毒瘾，也就不过支付了一段时间的吸毒费用罢了。
鲁一琨没有想到汪铭送来的这个巧克力盒子里装的是，否则的话，只怕早就解决掉了。他知道表弟不是瘾君子，所以尽管不止一次地猜测过盒内装着何物，从重量判断得排除黄金珠宝之类，想来想去寻思可能是与汪铭的特务身份有着重大关联的什么证物，最后也就断了那份好奇心了，悄悄替表弟保存着就是。
这一保存，就是五年。鲁一琨确实做到了守口如瓶，把腾翠庭娶进门后也没透过一丝半点儿口风。汪铭自那次离开之后，再也没有消息。鲁一琨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改邪归正的戒毒典型被宣传时，曾与三姑姑即汪铭的母亲见过一面，问起过表弟的情况，老太太说他去了台湾，后来再也没有消息。鲁一琨听后，除了把那个盒子藏得更为严实外没做什么其他动作
。一直到这次鲁胜利遇害身亡，鲁一琨还没有将这起命案与自己手头保存的这个盒子联系起来考虑。三天前派出所有人非正式地告诉腾翠庭说，杀害你儿子的凶手已经有了着落，是一个小青年，那人已经被人灭口毒死在派出所了。腾翠庭把这消息告诉丈夫，鲁一琨寻思年方十岁的鲁胜利跟人无冤无仇，人家登门杀人似乎没有这个必要，那一定是来寻找什么东西时正好让孩子给发现了，于是就起了杀心。鲁一琨越想越觉得有这种可能，于是就对那个盒子的安全不放心了。反复考虑后，决定转移过来，还是放在自己身边稳妥。
这样，鲁一琨就趁昨晚妻子上夜班的机会，深更半夜悄然潜回原住所，用钥匙开了门，进到屋里取出了这个密藏于一口破柜子底部夹层里的盒子。做了这事后，鲁一琨今天仍去工厂上班。傍晚下班回到家里，腾翠庭已经烧好晚饭，夫妇俩正准备吃饭时，妻子说起了下午刑警查看老宅之事，又说她出门回家时隐约听见邻居有人在议论说昨晚鲁家闹鬼了什么的。鲁一琨一听就知道自己的行迹让人发现了，不禁一阵恐惧，晚饭也不想吃了。腾翠庭感到奇怪，反复追问之下，终于得知盒子之事。
腾翠庭二话不说，立刻逼着丈夫拿出盒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给打开了。这样，鲁一琨才不无惊奇地发现，原来表弟交给他保存的并非什么特务身份证件之类，竟是一盒。当下不禁倒抽一口冷气，说这么些白粉如果在旧社会能换好几根“条子”哩！腾翠庭让丈夫立刻把盒子交给派出所，鲁一琨不肯，说这是表弟托付我保管的，哪能随便交出去？况且，当时我还拿了表弟二十块大洋哩，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做人要讲信义。于是，夫妻俩互不让步，各说各的话，一直吵到刑警午夜登门。
专案组把鲁一琨交出的盒子送捡，确认系纯度很高的。于是，“6.28”命案的作案动机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了：黄振才是为获取这个巧克力盒子而潜入鲁宅的，在寻找时被鲁胜利发现，于是就扼杀了孩子。然后，黄振才自己被专案组盯上了，其幕后指使人为不使该案暴露，遂毒杀了他。
案件查到这一步，专案组总算找到了往下调查的方向：集中力量盯着黄振才生前的活动轨迹查就是！
之前的调查中，专案组也曾专门安排了侦查员围绕着黄振才生前的亲朋好友、社会关系、人员交往进行了大量调查，可是未能获得线索。现在，专案组决定重新做出详细的调查，这回是人多势众，而且有的放矢，心里有底了，大家坚信只要把黄振才生前的社会关系仔仔细细一一查遍，那个女凶手或者指使女凶手杀害他的案犯肯定会显形的。于是，专案组把黄振才的全部关系按亲属、朋友、同学、邻居、熟人分别排列出来后分了类，每个类别都安排了侦查员。
一连查了五天，黄振才的全部关系加在一起有一百多人每个都调查到了，有的——比如那个黄振才生前暗恋上的铁路局售票员小董——甚至还面谈了几次，可是，还是未能查摸到线索。
组长马朝汉没有外出调查，他留在北站分局专案组驻地办公室负责协调，同时时不时翻检着从黄家查抄来的黄振才生前的那些物品。黄振才被害后，专案组对其住处进行了搜查，把凡是属于黄振才个人的物品都拿到了分局。然后，侦查员对这些物品反复予以检查，指望从中发现蛛丝马迹，可是，最后还是大失所望了。现在，马朝汉还是一遍遍地查看着那二十多册书籍、杂志、文具、信件、一台白装的矿石收音机以及一本通信录。三天看下来，没有发现任何疑点。
7月20日晚上，专案组举行会议，再次讨论案情。这个会开得有点儿长，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三点还没有结束。每个侦查员都谈了自己的见解，尽管这样，会还是开得使人觉得沉闷，因为观点一致，没有发生争论。众人的观点都集中在一点上：只要围着黄振才生前的那些关系调查，肯定能够查到线索，但眼下的问题是，已经把黄振才生前的所有关系都调查遍了，那为什么还没有获得线索？
马朝汉说休息一下吧，用冷水冲冲头，吃点儿东西，抽支香烟，缓一缓神，清醒一下后再议，反正这里面肯定是有原因的，只要找到了原因，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于是就休息，半小时后再集中起来讨论时，大家的思路似乎清晰了些，说看来没有发现线索的原因有二：一是有被遗漏的社会关系没有调查到；二是在已经调查到的社会关系中有人有意或者无意地遗漏了有价值的情况。那怎么办呢？马朝汉说只有重新来过。
于是，从7月21日下午开始，一千侦查员就按照原先的分工，继续进行调查。就是这天，终于发现了打开迷宫之门的钥匙！
这把钥匙，竟是坐镇驻地负责协调的专案组长、老刑警马朝汉发现的。下午，其他侦查员都出去调查后，留守的马朝汉还是翻检已经折腾过多次的黄振才的那些东西。这次，他不是重复之前进行过的动作，而是按照一种新思路进行。他把黄振才的那本通信录上的姓名与已经调查过的那些社会关系一个个进行核对，最后有了一个发现：有一个叫蒋守玉的人，通信录里有其姓名，但这次却没有对其进行过调查。
为什么没有调查呢？因为已经调查过了——这个蒋守玉，也是上海人，原是社会青年，当初是与黄振才一起报名前往海南岛农场的。他没有如黄振才那样的初中毕业文凭，只读到了高小，没有像黄振才那样摊上开拖拉机的好运，不过还不至于扛把镢头去开荒挖山，农场安排他与黄振才在同一个机耕队当了一名机修工。黄振才出工伤返沪治疗休养时，农场指派蒋守玉与另一老职工一起护送。因此，专案组的两名侦查员前往海南岛外调时，已经跟蒋守玉接触过了。就是这个原因，专案组在排列调查对象名单时，未将其列入。
现在，马朝汉发现了这一点，觉得似乎需要补充调查：之前前往海南岛找蒋守玉调查过是不假，不过，向他调查的是黄振才在农场以及返沪途中的情况，并非现在需要了解的是否跟那个三十来岁的女子有接触的情况。因此，应该向蒋守玉再作一次调查。因为，从黄家搜到的黄振才的私人信件中，有蒋守玉写给黄振才的信函，其中有“来信收到”一说，那说明黄振才是给蒋写过信的。那么，写去的那封信里是否聊到过什么情况呢？
马朝汉觉得，到这当儿，死马也要当活马医了。于是，他就抄起了电话机，让分局总机给他接一下海南岛长途。分局总机话务员告知，电话局称目前海南岛的民用电话还没有开通，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发电报联系，每字三百元人民币。旧币三百元相当于新版人民币三分钱，这个价格以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的工资收入来说，算是有点儿贵了，但为了侦查案件，也就顾不得了，正好这时侦查员朱世正回分局取东西，马朝汉于是就起草了一份电报，指派他前往邮电局发往海南岛农场。
电报是发给农场保卫科的，要求接电即向蒋守玉询问黄振才是否给他写过信，那封信是否还保存着，如果保存着，则请用电报方式发过来；如果没有保存，请蒋仔细回忆该信件的内容后记录下来，也用电报拍发过来。马朝汉考虑到农场方面经济条件差，这笔开支可能难以承担，所以特地注明：所需费用概由上海市公安局承担。
原以为这份电报送达的时间会比城市要长些，因为海南岛农场当时还刚刚开发嘛。可是，出乎马朝汉意料，当天傍晚七时许专案组就收到了回电。原来，邮电局就设在农场总场场部，而保卫科也在场部，邮电局的投递员甚至不必动用摩托车就直接走过去把电报送达了。而农场机耕队呢，就在场部旁边，保卫科一个电话打过去，蒋守玉就找出了黄振才在上海写给他的那封信函到保卫科来了。保卫科于是就带着蒋守玉去了邮电局，直接让他把这封信函一字不漏地抄在电报纸上，请邮电局拍发。
马朝汉一看这份超长电报，马上被其中一段话吸引了！这段话是：以前，总听你说梅龙镇的菜是怎么怎么好吃，从来没有去吃过，还真想象不出究竟怎么好吃。昨天中午，我受友人之请有机会去梅龙镇品尝了一回，虽然冷盘热炒连汤和点心加在一起不过六道，但确实不错，那色香味，真是无法形容啊！
梅龙镇，即“梅龙镇酒家”，是上海滩一家著名菜馆，创办于1938年，因明代正德皇帝“私访梅龙镇”之传说而得名。该菜馆的第一代主持者是当时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吴湄，她对烹调下苦功研究，博采各家之长，融会贯通，终于修成正果，将梅龙镇打造成沪上名重一时的菜馆。
专案组分析，以梅龙镇酒家的档次，价格自然不便宜，那位蒋守玉可能由于家住梅龙镇附近的原因，曾有机会跟亲友去蹭过一顿，此后就作为他的谈资了，一直从上海谈到海南岛，传进了黄振才的耳朵。而这次黄振才回沪养伤，于写信日前一天（6月12日）受人之请前往该菜馆品尝了一下，那份感觉跟蒋守玉当初一样，也是得炫耀一下的，于是，就在次日写给蒋的信函中特地提了一笔。继续往下分析，冷盆、热炒、汤、点心加在一起不过六道，那吃这餐饭的人应该只有两位了，去掉正主儿黄振才，另一位做东请他吃饭的是谁呢？会不会就是那个神秘女子？
专案组认为需要对此进行调查，于是就派了两位侦查员连夜去黄家。黄振刚等家属正好都在家，一个个问下来，都说不知道黄振才生前曾经去梅龙镇吃过饭，他可是从来没有说起过呀！那么，6月12日那天黄振才在干什么呢？这个，只有投递员黄振刚由于其工作排班特点还能回忆起，其他人就都摇头了。黄振刚说他那天是上班的，所以不知道弟弟中午出去了没有。这个调查至少可以证明一点：黄振才去梅龙镇吃饭并非是全家熟知的亲朋好友所请，而是一个被黄振才刻意隐瞒着的特别人物在请客埋单款待他。
于是，专案组就决定着手调查6月12日黄振才去梅龙镇酒家午餐之事，重点是究竟是谁做东。次日，7月22日，三名侦查员前往南京西路梅龙镇酒家，进门时，领头的副组长张省德对两个同伴说：“看我们的运气啦，运气好的话，一会儿我们出这道门时就是神采飞扬了。”
他们的运气不错，梅龙镇自第一代掌门人吴湄女士创立了一整套良好有序的管理制度后，一直严格执行着，此刻就起到了作用：他们查看了6月12日中午的账单后，发现点菜、汤、点心共六道的只有一单，这单客人是预订的。预订者持有优惠卡，是梅龙镇的老顾客，姓燕，单名萍，住老闸区浙江中路明德里。
侦查员听着窃喜，问这位燕女士多大年纪，怎生模样？接待人员说敝店有她的照片，我拿给你们看吧。侦查员乐了，莫非真的撞运了？还有照片！照片很快就拿来了，那是去年梅龙镇酒家举行十五周年店庆时，前来捧场的持卡顾客与店方头头脑脑的合影，一共有五六十人，下面按排序印着每人的姓名。侦查员找到了第二排右侧的燕萍，看年龄在三十来岁，打扮得甚为时髦，长相也不赖，列得进美女的行列。
这个燕萍是不是毒死黄振才的凶手呢？侦查员拿了这张照片，带上放大镜去找了老姜头儿和大厨老金辨认，两人的眼力都不错，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都认出燕萍与那个女子确系同一人。到这时，专案组差不多可以额手相庆了，马朝汉即刻拍板：拘捕此女！
燕萍到案后，也和通常刑事犯罪嫌疑人一样，初时抵赖，然后承认。不过，这个美女抵赖的时间稍稍长了些，而且在侦查员把老姜头儿请来后还继续抵赖，直到老金也出现在她的面前，这才傻了眼，然后就和大多数女性嫌疑人一样，埋头哭泣，沉默不语。直到下午三点多，这才放弃抵抗，开代了这起系列命案的详情一
燕萍，那年三十一岁，出身资本家家庭，十七岁时嫁给一个旧军阀的儿子，三年后离异，此后一直单身。离婚后，她进了百乐门舞厅成为一名职业。以她的姿色，自然拥有数量比较可观的情侣。这些情侣中，有一个就是前面说到过的鲁一琨的表弟、“保密局”特工汪铭。燕萍与汪铭自1946年相识成为姘头后，一直保持着关系，两人甚至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不过，燕萍并未能够成为军官太太，因为汪铭由于局势关系奉命迅即撤离上海前往南方。临走时，汪铭给了燕萍几件黄金首饰和一些银洋，还把将一盒密藏于表哥鲁一琨处之事告诉了她。
不久，上海战役爆发，燕萍的住处遭到强盗的打劫，她自己的多年积蓄和汪铭留给的首饰、大洋悉数被劫。解放后，舞厅还暂时允许存在，但生意一落千丈，燕萍的收入骤减，以前的那些姘头大多数不知去向，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敢留在上海的也不可能再来跟她玩以前的那一套。这样，燕萍的生活就有了点儿问题。不久，她离开舞厅，去一家百货公司当了一名营业员。当时，大公司营业员的收入也还算不错的，可是对于大手大脚挥霍惯了的燕萍来说，这点儿钱就难免捉襟见肘了，所以，她不得不偷偷找了个开药厂的老板做姘头，以色相获取另一份固定收入。这就是她能够持有梅龙镇酒家优惠卡的原因。
但是，药厂老板已经年届六旬，身体每况愈下，而且，新社会的风气也在日趋改观，扎姘头被明令禁止，发现后再三教育不肯悔改的，就有可能被劳动教养。燕萍于是就盘算如何弄到一大笔款子，结束和药厂老板的关系，自个儿安安分分过富裕日子。这时，她已经辞去了营业员工作，到了姘头开的药厂做起了跑街（供销员）。
今年春天，燕萍在工作中结识了一个名叫纪霖笙的西药原料供应商，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是热络。一次，纪霖笙偷偷告诉燕萍一条生财之道：海外一些药品生产商鉴于国际市场上的原料供应紧张、价格高且控制过严，正把进货目光转向中国大陆。大陆民间遗留着一定数量的、白粉，由于政府严厉禁毒，已经不可能成为地下商品出售。他让燕萍如有机会可以留意着，发现货就跟他联系，他会出大价钱收购。至于收购后如何运往海外，那就不必燕萍操心了，他自有渠道。
燕萍一听，马上想起了汪铭对她说过的把一盒藏匿于其表哥鲁一琨处之事，当时汪铭还说了鲁一琨的住址。她于是就开始盘算如何把那笔货搞到自己手里，通过纪霖笙一转手就发财了。起初，燕萍对此事想得比较简单，寻思可以以汪铭的名义去找鲁一琨。
于是，她就前往鲁一琨的住所附近打听情况，得知鲁一琨已在纱厂工作，就想去其厂找他。不想，她到了那家工厂，进门只一看两侧通道上的宣传画廊里关于鲁一琨事迹的介绍，就彻底打消了主意——鲁一琨已经由瘾君子摇身一变成了转化典型，那还跟他谈什么？那么，汪铭藏在他那里的货是否已经上交政府了呢？燕萍此后就开始特别关注关于鲁一琨的宣传资料，她还特地去图书馆查阅了两天。查遍了关于鲁一琨的全部报道，没有发现关于交出那货的情况，于是她断定那盒还在鲁一琨手里，因为如果他交出来了，这是大大值得宣传的一件事，政府既然将其列为典型，那绝对不会忽视这个表现的。
这样，就只好另外设法了。6月1日，燕萍骑着白行车去北站取货单，返回途中掉了链子。附近没有修车铺，她自己又解决不了，正犯愁间，一个路人主动帮她解决了。燕萍因此很感激对方，请他去旁边的冷饮店吃了一客刨冰。两人聊下来，觉得还挺投缘的，于是就互留了联系方式。
这个路人，就是后来死于燕萍之手的黄振才。燕萍在生活作风方面原本就随便，结识这个比她年轻十来岁的小青年后，不由得就产生了那方面的念头。于是，在几次见面后，她做东请黄振才去“梅龙镇”吃饭，然后就去她的住处上了床。那天交谈之下，得知黄振才就住在鲁一琨住处新疆路附近，她就动开了脑筋：何不指使黄振才潜入鲁家去把那盒翻出来。黄振才正闲着无事，又被燕萍的色相勾引得神魂颠倒，燕萍谎称鲁一琨藏着的那个巧克力盒是她的一些珠宝，上海解放前夕请人藏于鲁家，那人已去海外，现在鲁一琨不肯还给她，无奈之下只好出此下策。黄振才马上一口答应照办。
于是，黄振才就在6月28日下午行动了，不料还没得手就被鲁胜利发现了。现在，已经没人知道黄振才跟鲁胜利猝然相遇时发生过什么了，反正他下手扼死了那个年方十岁的儿童。当天傍晚，燕萍听黄振才说了此事，不禁大惊。但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没用了，于是就帮黄振才策划，万一警方找到他的话应该如何应对。之前，黄振才对她说过与铁路局售票员小董相识之事，而且那天他在潜入鲁家之前确实去会过小董，燕萍就给其出主意让他往那上面靠。
之后几日，燕萍就不上班了，一直悄然留意着警方是否找黄振才。7月1日下午，燕萍去黄家附近查看时，正好远远地看见黄振才被民警带走了，于是，就知道大事不好。她想来想去，对黄振才能否顶得住警方的追查缺乏信心，遂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把黄振才灭口。不得不佩服这一个女人的思维敏捷程度，她竟在短短的半小时里就想出了一个解决黄振才的主意，随即付诸实施，竟然让她的阴谋得逞了！
讯问中，侦查员问及燕萍用来杀害黄振才的的来源，得知是从她所供职的药厂的化验室内窃取的。从她把一直随身携带这一点来看，燕萍早已有了万一出事就把黄振才灭口的打算。
专案组根据燕萍的供述，立刻组织力量对纪霖笙进行追捕，于次日下午在苏州将其缉拿归案。
1954年国庆节前夕，燕萍被依法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纪霖笙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藏匿毒品的鲁一琨其时已取保候审，被从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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